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在我国古代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但是现代的书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传播功能，只能成为后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号。让我们追寻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感受古典文化的余音。
岳麓（今湖南长沙岳麓山）书院、白鹿洞（今江西庐山）书院、嵩阳（今河南登封）书院、应天（今河南商丘）书院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山南景区东北端，紧靠九星公路旁，距星子县城9公里。书院始建于唐代。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后），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吸引了海内外知名学者皆来此地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中心。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据悉，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像白鹿洞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最引人入胜的是“慎思园”两侧的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颇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有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这紫霞真人，江西吉水人。很有才华，26岁中了状元，任明朝翰林院的编修官。后因上书得罪皇帝，被革职还乡。此后，精心考图观史，探究天文地理，尤以地图学贡献卓著。他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最早的分省地图。他酷爱实地考察，自述说：“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即数千里外不惮跋涉，归田以来，此兴益浓”。他曾拄竹杖游到白鹿洞，饱览胜景，激情满怀，便向书院书生借笔抒情。大家见他像个乞丐，不予理会。紫霞真人便采扎蒲草，临壁而书《游白鹿洞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视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绘出了白鹿洞的幽美之境，抒发了笔者的空超之情。今天的游客和诗词书法爱好者，见了无不反复吟诵，细心品味。
书院群山环抱，北靠后屏山，西依左翼山，南迎卑尔山。一溪蜿流门前而过，泉清石秀，古树参天，茂林修竹，环境十分优美。书院外有华盖松、回流山、独对亭、枕流桥、蹲鹿坡等八大景观。溪涧怪石嶙峋，附近镌有诗词若干，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这些佳景妙处，亦是美不胜收。
参访之余，浮想联翩，沧桑变幻，令人遐思，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中国书院文化古老、奇特、多元。它涉及到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乃至宗教等多种学科。用今人的目光鉴别这笔文化遗产，要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古为今用，有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取。我们将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保留继承并加以借鉴，把它优良传统文化部分继承下来，弘扬光大，传之久远；同时，也通过一批批海内外游客，带往全中国、全世界，使古老的书院文化放出耀眼的光辉。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已废。清康熙年间重建。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时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是为标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颇能相互印证。
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